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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新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诸如徽州茶商兴衰发展相关相关研究、徽州茶商与市场相关研究、徽州茶商与社会变迁相关研究,甚至有的学者关注到徽州茶事碑刻、茶农茶商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角度单一,缺少创新,对徽州茶商整个时段考察相对不足,缺少区域间比较研究和茶商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等问题。整体性茶商的考察、学术思维的调整、新材料的运用、区域间比较研究、茶商与地方社会关系等,是今后徽州茶商研究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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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徽州茶商、市场、社会变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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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显学,而作为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徽商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和研究。徽商经营种类众多,其中以盐、典、茶、木为大宗。1958年着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发表《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一文,对婺源茶商与木商经行研究,这意味着专门性的徽州茶商研究已经开始。之后的张海鹏先生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就徽州茶业专们作为一节,极大地推动了徽州茶商研究的发展。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徽州茶商研究成果丰硕,蔚为可观。


新世纪以来关于徽州茶商研究的相关书籍虽然出版了一些,例如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王廷元、王世华的《徽商》[],冯剑辉的《近代徽商研究》[],但如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康健《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研究》[]的徽州茶商学术专着却是寥寥。本文主要对本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的相关文章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展望,以期丰富和深化该领域研究。囿于学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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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徽州茶商兴衰发展相关研究


以茶作为经商活动内容则被称为茶商,而据史料记载徽州人植茶、业茶始于南朝。徽州茶商历史悠久、地位突出,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并从不同的时段对徽州茶商进行探讨。随着中国近代大门的开启,传统徽州茶商出现了新变并且力挽狂澜顶起徽商的半边天,但那也是日薄西山很快走向了衰落。学界历来对其兴衰原因讨论十分热烈,成果丰富。


茶是中国最古老的饮品,自古以来备受过人青睐,徽州正是因为茶叶资源丰富,才促使了徽州茶商的出现兴起。赵驰利用相关资料对明代徽州茶业发展进行断代专题研究。他论述了明代徽州茶业发展的历史背景、生产技术和经营状况,认为其时徽州茶业发展集采购、加工、运输、销售四个环节于一体,这种经营方式既有别于贱卖贵卖的销售方式,也与茶叶零售商不同,他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并为清代徽州茶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徽州六县,县县有茶,吕维新以婺源茶商为考察对象探索婺源茶商的兴起,认为清代婺源茶商的发展源于国家诸如轻徭薄赋、摊丁入亩等国家政策的施行并迎来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在发展过程中婺源茶商将资本主要用于消费性消费而非扩大生产[]。洪涛、杨艳同样研究徽州婺源茶商,认为婺源茶商不仅贾而好儒、尊儒重仕,更是善于利用宗族进行区域垄断发展自身,然而由于将资本多用于巩固宗族、攀援政治、自我奢费等非扩大生产领域,最终导致自身衰落[]。


由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大门被打开,面对这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徽州茶商正在经历不一样的境遇。陶德臣便从茶商组织结构、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和利益分配等诸方面对考察近代中国茶商的经营状况[]。张玲则对民国时期安徽茶叶生产状况、贸易情形等进行考察,认为安徽茶业的发展得益于茶叶科技的进步和茶业教育的推行,但由于国内外战争、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销售体制不合理等不利因素最终导致安徽茶业的衰败[]。汪志国则将研究范围缩小至皖南茶业,认为近代皖南茶业兴盛得益于茶叶品种丰富、质量上乘、茶商兴旺等有利因素,然而由于生产模式、运输条件、贸易体制的落后,加上税负繁杂和战争频仍,最终导致皖南茶业衰败[]。冯剑辉则将目光聚焦到徽州茶商,其《近代徽商研究—1830—1949年为研究中心》[]第三章便对近代茶业在徽州发展状况、地位、特点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若干徽州茶商个案,认为近代徽州茶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上升、冲击、迅速发展和逐步衰落四个阶段,在发展中表现出外销为主、受金融资本控制等特点,但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国外金融资本控制等不利因素影响,徽州茶商不可避免走向衰落。针对近代徽州茶商衰落,陈勇以茶税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认为咸丰前茶税轻徽州茶业兴盛,咸丰后税制破坏、税负繁重导致徽州茶业衰落[]。梁仁志则通过研究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变化前后,认为近代徽商茶商出现了经营中心转移、经营方式转变、与金融资本关系加强等深刻变化,恰是近代徽州茶商在应对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蜕变和新生。此外,梁仁志通过近代徽州茶商新变来探讨近代徽商的衰落问题,认为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除了对近代徽州茶商进行整体考察,有的学者则专门对徽州县域茶商经行研究。蒋甲琛以晚清民国婺源茶商为探讨对象,分析婺源茶商产生、发展及分布状况,并对其进行计量研究,认为婺源茶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和当地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为晚清徽州商帮中兴贡献了自己力量,由于自身封建性、封建统治者的压榨及外国资本的侵略,使婺源茶商走到历史尽头[]。朱敏则将目光转向祁门,专门研究民国时期祁门红茶发展状况。她从祁红的栽培制作、兴衰变化、文化内涵等多角度探讨祁门红茶发展历程,认为祁红的衰落源于制法陈旧、茶税沉重、销售体系发杂、他国竞争等多种原因造成,但祁红的发展历程却促进了其栽培技术的改良,促进了中国茶业外销的增长和茶业经济的繁荣[]。林小梅则专门研究祁红衰落原因,同样认为国际汇兑影响、他国竞争和国内祁红种植面积缩小、茶农茶业投入下降、销售体系等多种不利因素导致祁红衰落[]。此外,徐丽婷则将研究范围再缩小,专门考察民国时期徽州屯溪镇茶业发展状况,进而认为屯溪镇凭借优越区位优势成为茶叶加工和集散中心,但屯溪茶业受国际市场影响的同时,还受国内苛捐杂税、交通落后、战争频仍等不利原因冲击,民国屯溪茶业发展可谓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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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徽州茶商与市场相关研究


徽州茶叶销售与市场紧密联系,徽州茶商在长期的市场经营中不仅形成自身独有的经营特色和经营文化,更是在交通等因素影响下逐渐形成国内国外两大销售市场。徽州茶商经营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起有落,尤其到了近代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华茶销售与海外市场联系日益加深。在市场的影响下,茶业在科技运用、生产方式等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良,进而求得自身发展。


徽州茶商之所以发展与茶业市场繁荣密不可分,茶业市场变化时刻影响着徽州茶商的变化。秦宗财和王艳红便以市场为切入点对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关系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明清茶叶可分为初级、中级、边疆、海外四大类型,且依据经营方式又可将茶叶市场分为内销和外销两大块;明清茶业市场随着其贸易区扩大、技术改良、饮茶风行及茶法的松动而发展,而茶业市场发展又与商人始终密切联系,两者处于互动中[]。王月疏则在《明清徽商在长江中下游的经营活动状况研究》[]第六章中专门研究明清徽州茶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经营状况,其认为明清徽州茶商经营市场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江西及两湖地区,并且因路线问题形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销市场和以广州出口为主到以上海出口为主的外销市场。周晓光则对清代徽州茶业贸易进行分析,认为清代茶业贸易可分为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且徽州茶商在这一时段的茶叶经营具有经营模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普遍的兼营现象、多样的资本组合等特点,由于在国内、国外及自身局限性等不利因素困顿下,徽州茶商走向衰落,其衰落恰是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的缩影[]。陶德臣在清至民国时期华茶海外市场研究中,对徽州茶叶论述甚多。他认为中国茶业外销主要市场是欧美地区,且不同阶段的各国茶叶市场地位与分量呈现动态态势[]。姚晓燕同样在《借世博之风,扬华茶之帆——晚清民国时期茶商与世博会》[]一文通过研究晚清民国以徽州茶商为主的几大茶商参与并凭借世博会发展自身茶业的过程,认为这不仅是茶商利用时机发展自身的一种表现,同时体现了政府与茶商之间的互动。刘永华通过新发现的晚清账簿对婺源某家茶农的生产模式及演变轨迹经行研究并探讨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进而认为国际贸易变动未必会引起晚清小农经济危机,相反会给其发展提供契机,且当时小农经济发展除受国内外影响外,更与自身因素密切相关[]。周筱华、程秉国则是研究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和海外贸易,认为徽州茶商将商业资本投入茶叶生产领域,通过产业集群组织化、生产模式标准化、打造品牌国际化等方式成功打开华茶国际市场,将茶业产业发展为民国时期的支柱产业,并且成功实现了自身创业模式的转型[]。刘淼通过梳理明国时期祁门红茶与银企关系建立的过程、原因、影响,认为国际市场影响下的祁红与上海金融关系的建立为茶商和茶农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农产品生产与销售活动将受到金融资本支配与控制,并且这种关系的确立仍未真正解决究竟怎样构建适应外销茶生产与销售的市场机制问题[]。此外,刘淼仍从市场出发,集中考察了战前祁红外销政策、海外市场、售价销量等方面内容,认为战前海外市场决定了祁红的产量,而祁红自身和国际不利因素又制约祁红销量。虽然当时国家对祁红实行统制,但实际销售中的外销商及其代理人对祁红销售仍有控制作用[]。


随着茶叶在印度、锡兰等地地区成功种植,我国茶叶外销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为了挽救华茶市场,在中国国内开始了茶叶科技改良活动。陶德臣便对民国茶叶科技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随着茶叶改良场等机构的建立、茶叶制作机器的推广、茶叶改良技术的运用,中国茶叶科技得到一定发展并为建国后茶叶科技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张小坡则以安徽茶叶作为考察中心,同样认为近代安徽茶叶栽培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改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茶叶品质、提高了茶叶质量、增加了茶叶销量,扭转了当时安徽落后的生产观念和制作方式,并为建国后的茶业大规模改良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张小坡通过研究安徽茶叶销售中的交通因素,认为由于传统交通因素形成了皖南外销茶和皖西内销茶两个不同市场类型,但随着科技在交通运输上的运用逐步打破了水路运输的主导地位,促进了皖南茶业海外市场的发展[]。王振忠在自己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交通因素对徽州茶商的影响,其利用收藏的晚清黟县茶商抄录的路程,对黟县商人从苏州府到他地行程范围和商业市场进行了分析[]。他还利用自己收藏的《万里云程》路程文书,对在广东经商歙县茶商的行程范围和市场活动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正是徽商编纂的路程文献才使得茶商重要经商知识和经验被家庭代代相传,进而造就一代又一代茶商世家[]。


此外,徽州茶商在多年市场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自身颇具特色的经营文化,这种经营文化与市场又是处在互动之中。尹圣珍、朱世桂在《徽茶、徽州茶商与文化传播初探》[]一文中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徽州茶商在讲义、重信、行善等方面与茶文化的交融,而徽州茶商始终坚持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文化,又使得不同历史时期徽州茶业市场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进而促进茶文化的传播。杨梓润认为徽州茶商在市场活动中除了坚持不懈、诚实守信等品质文化外,更是讲究经营理念文化,其中诚当先、义为利、仁为质是其经营之本,经营功能细分和经营职能细分是其管理之道[]。与杨梓润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正义和冯娟娟两位学者。前者在《徽州茶商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一文便提及新安茶商在市场经营中十分讲究“效益观念、名牌观念、途程观念、人才观念”等经营理念文化;后者在《解析徽州茶商》[]一文中也认为徽州茶商在市场活动中具有“讲求诚信经营、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等经营策略文化。此外,杨岑通过徽州茶商的市场调研、宣传策略、包装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对市场贸易影响下祁门红茶包装宣传文化经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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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徽州茶商经营与社会变迁研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徽州茶商经营促进社会发展,同时社会变化对徽州茶商又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茶商发展与社会变迁处于动态互动之中。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受现代化洗礼的徽州茶商不断促进着地区社会的现代化,同时经营地的社会变迁又促使徽州茶商发生了新变。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说的就是徽商对地方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影响。邹怡和康健便运用社会史、历史学相关知识,考察茶商经营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前者在《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一书中对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的生产贸易诸环节及相关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其认为徽州茶业真正发展是明隆庆年间徽州松萝茶创制以后,由于徽州地理位置的自然特征造成徽州茶业外运路线差异。小农经济的社会特点又使得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与分布整体呈现为细碎化特点,又因大多数茶农拥有小块茶地自耕经营这一社会经济因素又加剧了徽州徽州茶地的碎片化。这种茶叶栽培和制作零碎局面又造成了徽州茶业生产工序复杂繁复。与此同时,茶业市场集中制造特征使得茶业分布碎片化的格局加剧,形成了以茶业汇集为基点的单一中心格局和多中心分布格局。徽州屯溪便是茶叶汇集的单一中心,而这种地位的确立恰恰验证了徽州茶业“路径依赖”式发展模式。此外,邹怡还认为茶叶生产的季性特征和机器生产未能得到推广,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使得大量女工和外来茶工参加生产进而引发社会性问题。后者则将关注焦点投向祁门,其《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研究》[]一书中对祁门茶业发展状况及茶业贸易和茶业产业结构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研究茶业经济与祁门区域社会变迁相互关系。其他认为祁门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祁门茶叶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门打开、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大,作为出口大宗的祁门红茶获得极大地发展,使得祁门地区植茶业茶盛况空前。尽管茶业成为祁门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由于售茶环节中的种种剥削,农民生活依旧贫困。祁门茶业外销兴盛,促进了祁门经济的空前发展,进而引起祁门社会风貌的变迁,推动了祁门地区基础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近代祁门社会变迁是随着茶业经济兴起而发展,因而随着茶业经济的衰落,祁门社会的发展便逐渐变缓乃至停滞。


由于上海是近代最早通商口岸之一,在西方现代化影响下社会急剧变化,此时在上海经营的徽州茶商正面临着剧变。刘芳正、刘效红通过考察徽州茶商在上海不同阶段活动状况,分析其在上海社会变迁状态下的兴衰变化,进而指出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封建势力的阻碍,加之徽州茶商自身的固步自封,茶业在国际竞争中很快凋敝。但他们又认为此时上海徽州茶商由于保持自身传统优势,又积极求变吸收新因素已经具备了转型期商人的基本特点,才使得其在急剧变化社会环境中存活下来,并显示一定的强势[]。此外,刘芳正还考察民国时期近代变迁下的上海徽州茶商状况,进而认为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能够紧抓商机并灵活应对社会变迁,是由于其已成为近代与传统相容共生的产物,并且上海徽州茶商作为频繁往返沪徽两地的商业群体,在区域文化互动过程中,尤其在现代化影响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朱敏同样以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主要是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变和经营模式的转变等一系列变革措施来应对近代以来的上海社会变迁,并指出上海徽州茶商变革可为当今企业发展提供借鉴启示[]。彭景涛等学者通过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认为上海徽州茶商面对急剧变化社会变化,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且在转变中传统因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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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徽州茶商与政府之间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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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经济发展关乎政府收入,但是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国际竞争的激烈,国内茶业自身发展的不足,华茶国际贸易严重衰落,为此政府与茶商纷纷采取措施以期促进华茶外销贸易的发展。王力针对晚清华茶衰落,分析了清末政府、茶商、茶农等采取购置新机器、控制劣茶出口、减轻茶叶税、改良茶叶制造技术等挽救措施,认为他们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某个局或某个面部并不能挽救衰退中的中国茶业,但是由于新机器的引进、新技术的运用却以后茶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朱从兵则针对近代徽州茶业衰落着重对清政府挽救措施经行探索,认为尽管清政府依据市场,针对销售环节、茶叶质量等方面做出种种努力,并试图进行制度建构挽救华茶,但当时清政府并非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全面领导地位,加之华商(徽州茶商)未被充分组织和调动起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而未能挽救华茶的衰落[]。虽然清政府想通过措施挽救华茶,但是茶商与政府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矛盾,陈琪便利用新发现的宣统初期徽州茶商与收征皖赣铁路茶股的文书进行研究,认为茶业经济发展与当时政府管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着复杂的联系,徽州茶商经营过程中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茶商的经济利益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直接对茶业实施统制政策,全面控制茶业经营。陶德臣便尝试结合当时背景,分析茶业统制政策成因,考察其实施阶段和内容,进而认为茶业统制改良茶业弊端,促进了茶业经济的发展,是有效的战时经济政策[]。郑龙发对皖省政府筹组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引起的纠纷经行整理,进而对民国时期的商业统制政策经行分析,认为类似祁红运销统制活动,是现代化进程中之重要举措,对保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林小梅以祁门红茶运销委员会成立为例,分析红运销委员会成立原因、任务及作用,认为皖省政府的茶业统制政策让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促进下层茶商发展,更使祁门红茶实现现代化的变革[]。后来林小梅仍以祁门红茶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探讨了祁门红茶发展概况以及国民政府对祁红的改良,认为面对祁红的衰落,国民政府对祁红进行了包括技术、政策、知识等方面的改良措施,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茶业的发展,为后来茶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依靠国民政府对中国茶叶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梁仁志以“为民争利”和“与民争利”为视角研究皖省政府对祁红的统制政策,认为皖省政府只是扮演推行“统制经济”的试验者之角,中央政府才是幕后策划者。由于祁红统制更多地是为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金融资本谋利,而忽视了最底层的广大茶农及普通商人的利益,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政策的最终失败,更不可能开启中国茶业的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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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徽州茶商其他相关研究


关于徽州茶商其他方面研究,如徽州茶事碑刻、徽州地区茶俗文化、近代徽州茶商劳资关系等等方面学术界都有专门讨论。陈琪便利用几种典型茶事碑刻对徽州茶业经营活动经行探讨。例如陈琪利用《申禁茶碑》了解到虽然晚清祁门茶叶市场活跃,茶叶交易繁荣,但是茶商和茶农经济利益矛盾重重,时常发生争夺、偷窃甚至斗殴事件,经过双方公议签定合同、集申约禁,解决了双方矛盾,维持了社会秩序。因而陈琪认为类似与《申禁茶碑》的碑刻不仅对维护了当时双方利益、维持社会稳定起了作用,还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毕新丁从乡俗文化的角度对婺源的茶俗、茶亭、茶歌等内容进行了概述[]。陈爱中则以婺源茶商为考察对象,同样提及关于徽州茶商“崇尚简朴”、“商家大门不南开”、“四水归堂”等相关茶商习俗文化[]。王晓涛则总体上对徽州地区的茶俗文化经行探索,其文主要讲述徽州地区名茶传说、徽州茶俗、徽州茶礼、徽州节令等方面内容,这是目前有关徽州茶俗文化较为全面的研究[]。张小坡《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及劳资关系处理》[]一文通过分析近代徽州茶商组织结构的演变及治理架构,认识到同业组织成立之初实行董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突出民主决策、权力制衡的委员制;并对1926年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纠纷和工人工资纠纷做了个案研究,认为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同业或同乡组织在维护桑梓情谊下从中斡旋进行协商,最后通过劳资双方的共同妥协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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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徽州茶商研究反思与展望


笔者从五个大致方面对本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进行回顾总结,认为本世纪以来徽州茶行商研究有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关于徽州茶商兴衰原因探讨,尤其是祁红兴衰研究,热度不减,成果丰富。其次,对徽州茶商与市场相互关系认识更加深化,在市场影响下徽州茶商采取措施发展自身,而徽州茶商的发展又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还次,徽州茶业研究由市场延伸到社会,注重研究茶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最后,认识到政府在茶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着重探讨政府在徽州茶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诚然,本世纪以来对徽州茶商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一些观点十分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意义,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新材料的运用,新视角的切入,扩展了研究的视野。但是,以往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首先,以往研究多对徽州茶商兴衰原因进行探讨,很少涉及他面,引起研究的单一性。其次,对徽商整个时段的研究相对不足,在时段上多偏向清代,尤其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这样研究不便于全面认识我们徽州茶商。还次,既往的研究过多关注上海的徽州茶商,而其他地区的徽州茶商则较少关注。徽州茶商遍布禹内,在不同地区同样发挥着作用,如汉口、广州乃至边疆都有大量徽州茶商踪迹,应当引起学界重视。此外,不同区域的不同商帮、不同地区的同一商帮、同一地区的不同商帮的比较性研究严重缺乏,相当程度的限制了徽州茶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最后,徽州茶商与地方社会方面研究相对不足。徽商的存在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然本世纪以来除了邹怡、康健关注到徽州茶商与地方社会外,少有人提及。尽管一些学者考察研究徽州茶商与上海地方社会的关系、影响,但观点多有重复且有仅关注上海一地而未他及。


鉴于本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中的不足,今后研究徽州茶商应当关注其整个时段的活动,避免研究的单一性和重复性。在关注典型的同时,也应注重非典型地区的徽州茶商,进而完善徽州茶商研究的内容,深化对徽州茶商的认识。在徽州茶商具题研究中,除继续关注上海的同时,也要放眼汉口、广州乃至边疆地区,以便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深化徽州茶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的调整,多多运用新材料的同时综合运用其他史料,使徽州茶商研究更加饱满。徽州茶商与地方社会关系紧密,我们要看见他们互动中给双方带来的影响和作用,使徽州茶商研究更具现实意义,进而为当今社会服务。上述这些是本世纪以来徽州茶商研究一些不足,若能够充分引起关注和研究,必能推动徽州茶商研究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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